关于艾瑞克森：他的身体磨难我的先夫米尔顿·艾瑞克森在他17岁时（1919年）罹患了小儿麻痹症，那是一次极为严重的感染，他完全瘫痪，除了说话和动眼之外不能做其他的事情，而且他知道自己被视为无法活下来。他在自家农场的房子，由母亲和一名有实务经验的居家护士照顾。等到瘫痪的情况稍有改善，这名护士自己用了一种治疗法，之后由澳洲护士肯妮修女（Sister Kenny）大力推广（不顾医疗界的极力反对）。她的方法是采用一连串的热敷、按摩和移动瘫痪的四肢，并鼓励病患参与整个疗程。

　　米尔顿靠自己发展出一套方法，他运用精神专注力去产生细微的移动，他在精神上反复体验这样的移动。等到他恢复更多的元气，他把握每个机会去锻炼更多的肌肉，来强化肌力，他学著用拐杖走路、保持身体平衡来骑脚踏车：最后，靠著一艘独木舟、简单的粮食和露营装备、一点点钱，他计划一整个夏天的独木舟之旅，由威斯康星大学校园附近的湖泊出发，顺著密西西比河的水道而下，接著往南通过圣路易斯上方，再由原水道回到上游。

　　原本预计结伴同行的朋友在最后一刻变卦。虽然有身体上的残障，米尔顿仍独自出发，也没有告诉父母这将是一个人的旅行。他在经历了许多冒险并适应多重的难题之后，学会了许多调适之道，也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其中有些人给了他不少的协助。当他完成这次旅行时，他的健康状况较出发前大幅改善，肩膀的肌肉长得更结实有力，替他的大学和医学院求学生涯做好了准备。

　　多年之后他告诉我，他右半边的肌肉永久萎缩，导致左肩高于右肩，身体躯干的扭曲变形明显可见。他在镜子前用尽全身的力气，练习让双肩保持水平，使得原本已因小儿麻痹弯曲的脊椎越发严重变形，虽然一般小儿麻痹症患者都会有脊椎弯曲的情况，但并不会如此严重。为了能有更接近正常的外观，他觉得这么做非常值得。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接受了一次非常仔细的健康检查，来判断他是否能够胜任少量勤务的医官职位。当检验人员透过X光看到他的脊椎状况时，他们既惊讶又难以置信他们所见到的情况。尽管他对于自己平衡肩膀的成果感到骄傲，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对他的健康却有长期负面的影响。在他的晚年，他一位见闻广博的医生告诉我，他复发期间的完全瘫痪、持续恶化的肌肉萎缩和剧烈的疼痛，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当初扭曲脊椎去调节肩骨，因而加重关节错位的问题，产生了关节挤压的剧痛，也使得原本没有受损的脊椎神经部位进一步退化。

　　我在1935年认识艾瑞克森，我们1936年结婚，当时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积极进取的年轻人，右半边明显不良于行，他虽然撑著一根拐杖走路，却能走相当远的距离。他有著宽大有力的肩膀。

　　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我记得他的病情没有严重的复发，只有小发作产生的肌肉和关节疼痛。在大战期间，由于爱洛思医院（Eloise Hospital）（之后改名为爱洛思的韦恩郡总医院 [Wayne County GeneralHospital and Infirmary at Eloise]）的员额不足，使得他的工作负荷急剧加重。他也同时指导爱洛思医院的住院医生，以及底特律市韦恩大学医学院（Wayne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促进医疗课程的医学生。此外，他还花许多时间（在爱洛思医院一整天的诊疗之前或之后）在市区的征召站，替应召入伍的士兵做精神健康检查，由于当时我们没有汽油，他只能坐公交车往返。虽然工作繁重，他似乎乐在其中。我现在想到一点，他的复发通常是由某种极度的身体压力所引起。在1947年的夏末或秋初，他由我们的公寓骑脚踏车到办公室（因为有段距离），他平常骑脚踏车运动。一只狗撞到车轮，把他甩了出去，他的脸上有刮伤和不太深的割伤，伤口都被尘土污染。他从未接种过破伤风疫苗，因此决定冒著可能的风险（因为他从小就有多原性过敏），注射旧式的破伤风抗毒素血清，十天之后，他并发严重的血清症（serum sickness），包括肌肉疼痛、一次近乎昏迷的发作和其他的症状。偶尔他会好转到能回办公室工作和教学，然后又再度发病。

　　最后，在1948年春天，他的病情严重到住进安雅柏（Ann Arbor）的密歇根大学医院（University ofMichigan Hospital），包括那里最优秀的神经科医生，没有人能提供任何建议，只提到密歇根湿冷的冬天与他春秋两季惯发的多原性过敏会加重他的病情，所以要我们考虑远离密歇根的过敏原，到一个干燥、温暖并有干净空气的地方渡过夏天。

　　迁居凤凰城

　　我们决定去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因为在亚利桑那、内华达和新墨西哥三州中，凤凰城是我们唯一有认识的人在的地方。亚利桑那州立医院（全州将近80万人口中唯一的精神医疗机构，收容精神疾病患者、酒瘾患者、流离失所的老人、严重智能不足者，并有一个隔离的单位，收容犯罪的精神病患。）的主管约翰·拉森（John Larson）医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之前是底特律的一位优秀的精神科医生和研究员生理学家，因为年轻儿子的健康因素才来到西部，并主持这间小型、经费不足且建筑老旧的机构，医疗员额不仅短缺且年事已高：但不可思议的是拉森将它变成西南部最先进、经营绩效卓著的医疗机构，米尔顿很高兴能在那里帮忙。在六月底，我开车带著四个年龄较小的孩子来亚利桑那，两个较大的男孩当时分别是17岁和19岁，他们留在密歇根。在我离开几天之后，米尔顿在朋友的安排下，搭飞机离开安雅柏的医院，前往亚利桑那，在我于数天后抵达之前，都是由拉森医生帮忙接机和照料他的食宿。米尔顿那时已逐渐复原。之后我们在旅馆住了一个星期，接著为那个夏天租了一间小屋。

　　在那个时候，我只记得有一次相当短暂的复发病程，他觉得身体状况很好，便决定到州立医院工作。我之后又飞回家安排搬家的相关事宜，当我回来后，我们搬到医院宿舍，我们17岁的儿子由密歇根搭车来跟我们同住。一直到1949年春天，米尔顿十分热切且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在州立医院推行不少变革。之后拉森医生由于跟亚利桑那州监察委员会下的次级政治团体意见相左，因而辞职离开亚利桑那州，米尔顿也辞职，决定私人开业。

　　我们在凤凰城买了一所房子，当准备要搬家时，他刚好经历短暂却极为严重的复发，在搬家期间他住院了几天，回家之后逐渐恢复体力，也同时逐步地展开他的私人执业生涯。我们原本打算在一栋医疗大楼租一间办公室，那个时候，我想他已经了解到自己需要多休息，并减少身体的劳顿，所以我们很务实地将房子里的一个房间当成他的书房和办公室，如果他愿意的话，有空当时他可以在床上小憩一会。因此，从那个时候到他1980年过世，他的办公室一直都在那个房间。在1949年秋天，他住院两次，这次发病被视为血清症的复发，由他逐渐感到敏感的当地过敏原、灰尘和一些食物所引起的过敏症。他有一位非常优秀、已治疗他多年的过敏科医生，他建议我们注射过敏抗原、尽可能使居家环境无尘，以及辨识并避免食用过敏食物。